翻译理论《蓝红军:国家翻译能力的理论建构:价值与目标》

本文来源:理论研究·国家翻译能力研究专栏,第4期,中国翻译,2021 < >/P>

>“跨度”类=“突出文本”>:翻译学习与研究

民族翻译能力的理论建构:价值与目标

蓝红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作者>强>引言< > P> 蓝红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解释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翻译理论批评,翻译思想史

基金项目

P>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语教学法》建设项目(2020SelZDXM011)

>强TouTio起源=“强”类=“突出文本”>摘要:“国家翻译能力”具有特殊性意义它开启了翻译能力作为一种民族能力的特殊探索。无论是对象的转变、主题的深化,还是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民族翻译能力的理论研究在翻译学科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建立创新多样的认知框架,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是民族翻译能力研究的主要理论目标;理论建设;目标

翻译是个人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与他人交流的工具。对于国家来说,这是树立自身形象、维护自身利益、发展自身实力、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翻译始终起着不可或缺的主导作用”(赵启正,2011:100)。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家发展的各个方面对翻译的需求越来越大。大力发展翻译是译者的使命和责任。从国家层面研究翻译已成为当前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近年来,“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行为”、“国家翻译规划”和“国家翻译能力”等词汇出现在我们的翻译话语中,这表明翻译界已经开始理解和揭示翻译的“民族性”,并致力于从国家建设的现实维度拓展翻译研究的理论视野。其中,“国家翻译能力”的提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开启了翻译能力作为一种民族能力的特殊探索

I.民族翻译能力理论建构的意义

“民族翻译能力”为翻译学增添了新的术语和讨论话题。民族翻译能力的研究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问题领域,提出了新的课题:民族翻译能力的理论建构。无论是对象的转变,主题的深化,还是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民族翻译能力的理论研究在翻译学科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一)从民族翻译实践到民族翻译能力,一般指人的身心特征,完成目标任务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综合素质。能力作为衡量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水平的尺度,总是与主体和实践密切相关。翻译能力具有主体性和实践依赖性,即翻译能力离不开主体,需要通过主体的翻译实践来揭示。没有翻译实践,就无法表达和观察翻译能力。主体的翻译能力直接影响其在翻译实践中的表现,翻译能力的发展和提高也需要通过实践来实现。翻译能力的研究是基于对相关学科翻译实践的关注和培养相关学科翻译能力的目的

在“国家翻译能力”概念提出之前,中国学者对民族翻译实践现象进行了多年的研究。2012年任东生在其课题中首次采用了“国家翻译实践”的表述,并于2015年正式提出了国家翻译实践的核心概念界定和基本理论框架。此外,通过一系列论文,他阐述了自己对民族翻译实践的范畴、属性、伦理和历史写作的理解。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以国家为主体的翻译活动现象,讨论了“国家机构翻译”(耿强,2012)、“国家赞助翻译”(郑野,2012)、“国家机构主导外国文学翻译模式”(倪秀华,2012)等话题。学者们描述了由国家发起、领导、赞助和实施的各种翻译活动,并根据组织模式将翻译划分为新的类别。“市场劳工翻译、组织任务翻译和国家使命翻译”三分法(任东生,2015)从主体和动机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新的理解,并创新了翻译研究范畴和命题的概念。2018年度中国海洋大学举办的“全国翻译实践高层论坛和国外话语体系建设”标志着我国翻译实践研究的新发展阶段。此后,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各国的翻译实践开始得到广泛的认可和重视,相关概念被辨析,理论观点逐渐形成体系。“国家翻译实践”已成为中国本土原创翻译理论的代表之一

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兴起是基于对“国家是翻译主体之一”和“翻译具有国家建构功能”的理解。本文以民族语境下的“如何翻译”为基本问题,主要探讨如何开展民族翻译实践。对“实践”的研究通常是从主体、客体、环境、行为方式等方面展开的。民族翻译实践研究以“实践”为对象。其对象是国家机构的主体,或国家授权的其他机构主体和个人主体。它的对象是与私人文本和商业文本相对应的国家文本,即代表国家立场、表现国家意志、建构国家形象的文本。它的行为取决于它是否满足国家需要,是否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从“国家翻译实践”到“国家翻译能力”,两者共同的核心要素是“国家”,变化的是“实践”和“能力”。它不仅反映了“民族翻译”研究主题的变化,也反映了相关研究的理论升华

回顾翻译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翻译研究经历了从理解对象到理解主体的发展,从总结经验到建构理论,从主观意识到客观分析,从单一方法到多元范式。相应地,“国家翻译”的研究也从“实践”发展到“能力”,从实践原则的规定到主体行为的分析;从文本的描述到能力的理论建构。实践是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改造,强调主体的经验和意识,而能力则是衡量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改造水平的一种手段,侧重于主体的知识和技能。从对民族翻译实践的认识到对民族翻译能力的研究,民族翻译能力是在民族翻译能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民族翻译能力发展的必然方向,对翻译能力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译者完成翻译任务和解决翻译问题所需的人才、知识、性格和思维。在讨论翻译原则和方法时,人们经常提到对译者的要求。在中西翻译史上,有一个关于译者资格的专门讨论。例如,中国古代僧侣阎聪提出的“八项准备”理论,就是对佛教翻译人员人格和知识修养的要求。古代西方神学家奥古斯丁(A.Augustinus)说,圣经的翻译人员必须具备“上帝的呼召”,必须“精通两种语言,熟悉并“同情”被翻译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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