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翻译的创新探索&重构知识的地域性与翻译的世界性

资料来源:在数字时代,翻译在知识转移、文化更新和社会变革中发挥着更为突出的中介作用。因此,知识翻译这门新兴学科应运而生,它将翻译置于不同知识群体的历史视野和模式下,科学分析不同语言在不同知识的选择、加工和转化中的实践和经验,探索跨语言知识加工的运动规律,重建和重新传播。知识翻译从知识的理解、传递和传播出发,重构了知识的地域性和翻译的普遍性,把握了知识翻译学的内涵,传统翻译学不仅仅是理解和实践翻译的认知工具,也是构建翻译知识体系的基础资源。然而,基于视角的翻译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形成了各自封闭、疏离的知识孤岛,既不能系统、细致、全面地解释复杂多变的翻译现象,也不能对未来的翻译实践做出全面、合理、可靠的预测。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翻译理论已经被延伸到解释一些新兴的翻译现象,知识翻译作为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以知识的翻译和翻译的知识为主要研究对象,重新定义了翻译,认为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基础,以知识转移为中心的社会实践。通过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翻译实现了知识(再)生产、话语重构和价值创造。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李瑞林表示,知识翻译以知识论为自身的认识论基础,以人类认知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为切入点,以人类文明相互联系的历史为参照点,并将人类认知差异和知识不对称作为问题域。知识翻译学在比较现有翻译本体论事实、逻辑事实和话语事实的基础上,将跨语言知识转移作为翻译研究的元概念,连接了传统翻译学的不同视角,关注人类知识转移的跨语言认知和实践过程及其内在价值,揭示了本土知识国际化乃至全球化的一般机制和基本规律,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秦江华表示,知识翻译注重知识的创造、管理和转化。它打破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界限,超越了传统翻译研究的内在与外在、历时与共时、规范与描述性的二元对立。知识翻译以建构主义的知识观,将文本的生成和演变与特定时空、特定群体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不同于传统翻译理论、知识翻译研究、,从翻译本身的独立性、自给自足性和自主性出发,进入翻译的历史场景和实际翻译实践,认为知识是翻译的本质属性,是一切翻译行为的对象和结果。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杨峰表示,知识不仅是翻译的存在,也是翻译的目的;它既是一种翻译理论,也是一种翻译方法。古今中外,没有一种翻译实践和行为不是知识。人类翻译史就是知识翻译史。只有知识才是所有翻译活动中每一个要素最基本的驱动力。因此,在知识翻译学的理论结构和分析框架中,翻译是地方知识的世界认同,基于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主观竞争过程和生成话语系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是研究人类社会跨文化知识转移的一般规律和适用方法的新学科领域。李瑞林说,从学科本身的角度来看,知识翻译研究拓展了无形实体“知识”,确立了“知识”在翻译系统中的主导地位。它将翻译视为跨语言认知和人类知识再生产的一种方式,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空间,有利于改变“稳定与不稳定、可预测与不可预测、已知与未知、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等诸多相互冲突的学术状态,建立内部统一、外部关联的学科体系。从学科外看,知识翻译学突出了跨语言知识转移在人类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转化作用,确立了知识互联在推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基础地位,阐明了翻译促进人文学科的元学科功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翻译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要发展,它需要形成一套自洽的概念术语和思想体系。秦江华认为,知识翻译研究者需要系统梳理中西知识翻译的历史,为理论建构、转化和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交流和知识共享平台,开展有组织的研究,共同努力,将知识翻译学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风格的翻译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翻译理论。知识翻译是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中国学者、中国人、中国立场、中国实践的特点,最终通过国际学术话语的运用进入世界学术体系,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李瑞林认为,知识翻译研究不仅反映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反映了人类知识相互联系的生活世界;它既关注翻译的内在逻辑,又关注翻译的外部环境;它具有中国的地位和世界的关注,标志着翻译理论研究从边缘化、碎片化向集中化、系统化的重要转变,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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