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何同忠阳对文化交流有何贡献

在记录在册的翻译历史上,我国一共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翻译不仅能够提高文明的内在水准,而且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对外交往。宗教、政典、文学作品上荟萃众家精华的翻译事业,对中华文明的成型提供了重要帮助。

一、远古至商周时期的翻译家:卑微之仆

早在远古时期,我国就出现了翻译活动。在人类语言尚未成熟的条件下,原始人类常年用肢体语言和表情语言进行交流。在部落火并或宣誓结盟的时候,有权势者的行为会被赋予标杆地位,众成员会在有意或无意间模仿之。在掌握语言能力之后,祖先们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文明。《礼记·王制》中就曾提到过通晓他族语言且从事翻译的人。由于当时的中原王朝在文化上极度繁盛,在当时的“翻译”事业中只有吸引外来归附者学习的过程,而少有向外学习的机会。

夏商周时期,华夏各民族之间出现了语言分化。由于各地民族的生长环境不同,所产生的的文化气质也不一样。一些偏离正音的俗语、地方语于是出现。一些游走在不同民族之间的翻译家被称为“舌人”或“象胥”,是谓“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官也。”“胥隶”在古文中指跑腿的小官,可见当时的翻译官地位是很低下的。这说明古人还没有意识到翻译事业的重要性。

二、汉唐至宋时期的翻译事业:“搬运”及“创作”

统一王权的建立使华夏文明有了成长的空间,由此之后,统一的文化认同也逐渐开始形成,翻译事业遂开始取得长足的发展。我国第一次翻译高潮出现在东汉至唐宋期间,翻译的著作主要以佛经为主。从汉代开始,印度的佛教文化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佛教是以各大佛经为载体的外传宗教,其内涵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风民俗。

翻译家们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借助西方外来语创造了许多全新的词汇,从而丰富了汉语语音与语义的内容。比如,唯心、彼岸、刹那、姻缘、善果这些词语,经常被当时的文人墨客所借用。翻译家们的重要不仅体现在文字的编译上,也体现在“文明的翻译”也就是外交上。比如,人们所熟知的张骞就在外交活动中充当了汉文明的传播者和“翻译”者。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张骞不仅促使汉廷同月氏等民族产生交往,还将西方的食器、作物引入我国,极大地丰富了汉朝人民的生产生活。

除了为官方服务之外,翻译家们还借助佛经中的医学思想,丰富了中医的理论基础。唐代名医“药王”孙思邈便在其著作中发挥了佛教的“四大”理论,他认为人要与自然之“四大”和谐,即与“地、水、火、风”等自然元素相合。人若体寒,则需补火。有风表,则需补气,提倡人与自然合二为一,顺应自然而生。他在行医实践中,又将佛教中“心安”视为治病的追求,认为“心定则安,不使散动”。

唐宋时期中国的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唐朝统治者对翻译家的重视大大加强。《新唐书》记载,当时的译者官职很高,已经成为中央政府的常设机构。在此期间,我国著名的四大翻译家——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次第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交往和开放。翻译工作亦变得专业化、系统化,从简单满足“听懂”向“雅致”发展。这些著名的翻译家提出了“质朴”和“文丽”两种翻译方式,此二者是现代翻译原则“直译”、“意译”的由来。

三、明清之际内涵更丰富的翻译:引入西人科技

明末清初,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刺激之下,欧洲人开始向世界各地拓殖。结束于宋代的佛经翻译高潮将将止息,但在外来“西洋技艺”的刺激下,中国立马进入了明清时期的第二次翻译高潮。这次翻译高潮与此前不同,此前佛经的翻译是统治者主动向外“接纳”的文化交流,而明清时期的翻译则处于某种“被动”的状态下。与此前相同的是,这次翻译仍旧由社会上层人物主持,翻译主体尚未下及民间。

明末重臣徐光启与传教士利玛窦主持翻译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著作是这场翻译高潮的开端。在《几何原本》中,徐氏引入了西方几何学概念中的“点、线、面、直角、曲线”等专有名词,将我国古代传统数学理论与几何学相融合,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科学水平。传教士熊三拨又与徐合译有《泰西水法》,这部著作介绍了西方农耕、种植业技巧,推进了我国农业和灌溉事业的发展。传教士邓玉涵编译的《泰西人身说概》和罗雅各编译的《人身图说》将西方先进的人身解剖学引入我国,是为西方手术技术传入中国之始。

除此之外,明末清初的翻译家们还将一些西洋“器物”带入我国。比如,明末众臣曾在洋人的鼓吹下力荐引入西洋大炮,以抵御清兵的攻击。一些经过改进的西方天文仪器如地动仪、望远镜也被引介入华。乾隆年间,传教士带来的西洋编钟、西式乐器成为达官贵人之好,丰富了上层统治者的审美需要。总而言之,明末清初的翻译家的确是当时社会中见识最广的一群人,他们的贡献不单体现在“翻译”上,更体现在愿意“开眼看世界”的明智中。

四、鸦片战争之后的翻译运动:关注思想启蒙

鸦片战争之后的翻译家地位十分尴尬。一方面,中国正面临着西洋强敌的挤压,出于民族尊严的原因,百姓们通常不愿意继续接受西方的“奇技淫巧”。另一方面,一些以翻译家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深切明白,只有更加了解西方、变革腐朽的封建王朝,才有救中国之可能。于是,鸦片战争后的翻译家不再拘泥于引入西方人的“器物”或“科技”,而专注翻译西方知名的政治思想著作,期待用此方式启蒙普罗大众。

于是,在中华大地上成长起了一大批翻译家。其中,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成为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重要武器,对梁启超、康有为和胡适等社会名流起到了重要的教育作用。一些介绍西方历史、法律的著作,诸如《万国公法》、《公法千章》、《西洋史撮》等开始出现。在口岸城市,翻译家们还出版了中英、中法双语的政论性报纸和教育报。有的翻译家还积极充当清政府的外交使节,在唇舌相交之间,保护中华民族的利益不受列强侵犯。

文史君说

人类翻译史,可以说是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共同进步的历史。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文化相异的各个民族无法产生深入的交流。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翻译家的出现,才减少了文明间的误会和矛盾,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和平沟通和理解。翻译家在与外界的接触之中,会不自觉地“润化”国家关系、丰富文明内核。翻译家不仅注重图书翻译,而且更注重对外来信仰、器物和思想的引入,以至在文明的发展中充当引航舵手的作用。文明的交往就如同相互汇融的河流一般,翻译活动是不能中断的。

参考文献

张永中:《论中国历史上翻译高潮产生的成果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欧阳丁:《从中国翻译史看中国译者地位的变迁》,《新丝路》2016年7月。

(作者:浩然文史·瓷国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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